▲01“乾隆敕命之宝” 清乾隆
   寿山石质，螭纽方形玺，汉文篆。面13.3cm见方，通高13.4cm，纽高5cm。宝四周浅浮雕夔龙及曲线纹饰，上部雕形态各异的螭龙，其印体和边饰的做法，与雍正元年（1723）刻制的“雍正御笔之宝”如出一辙，可知乾隆帝此宝是利用宫中原存的早期成品刻制的。此宝应专钤于乾隆帝发布的敕书之上，其地位与“二十五宝”之中的“敕命之宝”相同，为乾隆帝诸宝玺中规格较高者。——撰稿：郭福祥

▲ 02“田黄三联玺”清乾隆

   此联玺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做太上皇时所镌，系由一块相当大的田黄石雕刻而成，三方印链连在一起。左“乾隆宸翰”，正方形，高1cm,边长2.6cm；中“乐天”，椭圆形，高1cm，长径3cm，短径2.3cm；右“惟精惟一”，正方形，高1cm，边长2.6cm。玺文“惟精惟一”“乐天”皆出自于儒家经典。以“惟精惟一”为文之玺在乾隆早期即有多方，常与“奉三无私”“乾隆宸翰”一同使用。“惟精惟一”出自《尚书·大禹漠》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即危则难安，微则难明，故戒以精一，信执其中。乾隆以此表明其施政思想。“乐天”之义取自《周易·系辞》：“乐天知命，故不忧。”义即“顺天施化是欢乐于天，识物始终是自知性命，顺天道之常数，知性命之始终，自然之理，故不忧也。”这三玺的篆刻方式与玺文布局均有不同。“乾隆宸翰”为阳文篆刻，布局章法为传统标准格式。“乐天”亦为阳文，两字居中，左右饰以螭纹，使玺面富有动感。这种字、画结合的形式是汉印的遗风。“惟精惟一”为阴文篆刻，印文用汉代私印形式，采取回文法排列，错开相同的两个“惟”字与延长两字上端一笔都是为取得整个印面饱满匀称、和谐美观的效果。此三联玺在乾隆帝上千方的小玺中备受青睐，以后各帝亦十分珍视。清朝末代宣统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时携出此印，且随身不离，至1950年方将其交出，经有关机构移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。——撰稿：任万平

▲03“太上皇帝之宝” 清乾隆

  通高15cm，纽高7.3cm，印面22.5×22.5cm。碧玉质，交龙纽，满汉文篆书，四周刻乾隆皇帝《自题太上皇帝之宝》御制诗，盛于雕云龙纹紫檀匣中。这方“太上皇帝之宝”制于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。当年九月三日，乾隆帝颁布了在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所写的建储密诏（密建皇储），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，次年新正举行了禅位大典。乾隆帝归政后，仍住在养心殿训政，嘉庆皇帝则只能住皇子所居的毓庆宫。嗣皇帝年号嘉庆，只对外使用，宫中继续用乾隆年号，批阅奏折、任免官员等重要政务权力仍掌握于乾隆帝手中。这方“太上皇帝之宝”是清宫帝后宝玺中最大的一方，体现了太上皇权力的至高无上。此宝制成后曾陈设于太上皇宫殿中皇极殿御案上。此外另有“太上皇帝之宝”数方，皆作汉文篆书，用于书画鉴赏活动。——撰稿：恽丽梅

▲04“五经萃室”印清乾隆

  印面3.2cm×3.4cm，通高7cm。印青玉质，长方形，蟠龙钮。印面篆书“五经萃室”。“五经萃室”与“八徵耄念之宝”和“自强不息”印为一组，同贮于一木匣。“八徵耄念之宝”“自强不息”印是乾隆皇帝晚年经常使用的宝玺。为了使用方便乾隆帝下令制造了几十方“八徵耄念之宝”和“自强不息”，与不同的宫殿名印合成组印，这是其中的一组。五经萃室位于昭仁殿内，嘉庆二年（1797年）乾清宫失火殃及昭仁殿，此印有经火烧过的痕迹。——撰稿：恽丽梅

▲05“乾隆御赏”竹根印 清乾隆

   长2.1cm，宽2.1cm，高1.7cm。

▲06“乾隆宸翰”方石印 清乾隆

   长3.6cm，宽3.6cm。

▲07“敬天勤民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白玉质，交龙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9.6cm见方，通高9.2cm，纽高4.6cm，系黄色绶带。玺四周刻乾隆御制《敬天勤民宝四言诗》。清代皇帝制作“敬天勤民”之宝始于康熙帝，是一方檀香木宝，一直存放于乾清宫中，质地虽不贵重，但却是反映康熙帝思想的重要实物。鉴于此，雍正帝继位后，便把一方原来刻有“万几余暇”四字的康熙白玉交龙纽宝上的印文磨去，将“敬天勤民”四字仿刻上去，仍存放于乾清宫中，并把康熙帝原檀香木宝妥善保存。乾隆帝继位后，遵照雍正帝的成例，仍然把这方宝玺单独存放于乾清宫中，并于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命工匠把他的《敬天勤民宝四言诗》刻在宝的四周。嘉庆二年（1797）乾清宫火灾，雍正帝重刻的白玉“敬天勤民”被焚毁。于是乾隆帝又命令重新制作一方，不仅印文一样，同时也将《敬天勤民宝四言诗》原样进行复制，这就是此方“敬天勤民”宝。关于一再复制“敬天勤民”宝的原由，乾隆帝曾有过解释：“皇祖御书钤用诸玺，皇考制箱以藏之，惟留是宝于外以钤用御书。予小子敬遵成典，收藏皇考御宝时亦留是宝于外，常钤用焉。是宝也，经三世而一例宝用，且将垂之奕禩而无穷，岂以追琢其章哉？盖取义有足重耳。”可以说，雍正、乾隆帝之所以一再重镌康熙帝“敬天勤民”玺，更多的是为了继承和发展康熙帝“敬天勤民”的宝贵思想。他们重视的并不是宝玺本身，而是“敬天勤民”四字所蕴含的意义和思想。正如乾隆帝所说：“匪贵其材，实珍其义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敬天勤民”不仅是康熙帝的座右铭，也是雍正、乾隆帝的为政之本。宝玺本身的一再复制并不影响我们对其所蕴涵的深刻意义的理解。——撰稿：郭福祥

▲08“所宝惟贤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寿山石质，卧兽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4.1cm见方，通高4.5cm，纽高1.9cm。此玺与“乾隆御笔”“德日新”为一组，相配使用，钤诸御笔书画之上。“所宝惟贤”语出《尚书·旅獒》：“不宝远物，则远人格；所宝惟贤，则迩人安。”说明“宝贤用能”的重要性。正如后人所释：“宝贤生能，则近人安，近人安则远人安矣。”乾隆帝于此亦深有感悟，将其视为定国安民的根本。故有“圣人养万民而不能不赖贤之时亮天工。是以周公躬吐握之劳，故有圄空之隆，齐桓设庭燎之礼，故有匡合之功。寰区至广也，生民至众也，以一人之心智耳目御之，其敝精劳神而迄无成功，亦不待烛照数计而龟卜矣。自古贤王劳于求贤，逸于得人，然得人始逸而求贤则劳，毋论求之不以道，得之不以实，所得非其人，所求非其贤，而天下之万民，不可以一日而不养”的论述。乾隆帝将此为文入玺，以明其求贤若渴，绥远抚近之心迹。——撰稿：郭福祥

▲09“归政仍训政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青玉质，交龙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6.3cm见方，通高5.6cm，纽高2.7cm，附系黄色绶带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九月，乾隆帝在宣布传位皇十五子颙琰，并于次年新正举行禅位大典同时，又颁布谕旨：“朕归政后，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，仍当躬亲指教。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，将来知所秉承，不致错失。”此后，“训政”便作为乾隆帝的合法权力和施政方式，时时出现于其言谈话语中，并在他归政后切实执行。“侥幸已躬最无射，频繁眷佑愧难承。虽云归政仍训政，两字心传业与兢。”“今又届元夕，风月清佳，余揣精神纯固，训政如常，实为高年盛事。”“自丙辰元日授玺，心愿符初，迄今已阅三年，而训政敕几，仍未敢一日稍懈。”“归政仍训政”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权力运行的基本机制，一直延续到乾隆帝去世为止。他以此约束嘉庆帝，保证了国家政治仍然按照他的意图运转。在乾隆晚期诸玺之中此玺尤为重要。——撰稿：郭福祥

▲10“信天主人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田黄石质，光素长方形玺，汉文篆书，玺文两边围二升龙图案。印面宽2.5cm，长3.2cm，通高5.5cm。乾隆皇帝早年曾著《开惑论》，仿四子讲德之意，设为春秋硕儒、臻成大夫二人问答，其文中有：“枭瞷文身，无不内属，慕义归仁，鸿庸爰建，千古未闻。若子者所谓菽麦未辨，安足以知我信天主人哉？信天主人乃召大夫硕儒而告之曰：‘若二子者所谓楚即失之，齐亦未为得也。’”其中的“信天主人”乃乾隆皇帝自称，取“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”之意。乾隆在七十五岁时又作《信天主人自箴》诗云：“开惑昔年著论曾，信天爰以主人称。谓危反用成安屡，逮失还资为得仍。事定不堪迥回忆，途长惟益励心兢。信天天眷古稀有，顾我何修遇此能？”亦表达了乾隆帝以“信天主人”为号的意旨。——撰稿：郭福祥

资料源于故宫博物院   宋 斌编辑

▲11“乾隆宸翰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昌化石质，随形雕荷塘小景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8.4cm见方，通高15.2cm。此玺用昌化鸡血石刻治，印石鸡血虽然不多，只丝丝缕缕散布于顶端，但质地却极温润，近似于牛角冻。尤其是雕刻者依据材质表面不同的色彩巧妙构思，精心布局，使之成为一件难得的艺术佳作。如篷的荷叶密密而布，点点红蕊或含苞，或怒放；荷丛中双鹤漫步，悠闲自得；鸳鸯比肩而游，鱼儿嬉于水底。荷叶之间有蜻蜓、蜘蛛、青蛙、小蟹、鹭鸶等鸟虫，生机勃勃，使人自然联想起南国水乡的迷人景色。整个作品设计新颖独特，雕琢精微细腻，形象生动传神，被人喻为“巨灵妙手，小幅丹青”，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，是乾隆帝宝玺中雕制最为精美者之一。该印本为文人印章。印体四周山石间有时人题记多处，书法灵动，词句隽永，极富韵致。其中前面石上作者题款云：“莲塘三十里，四面起清风。鸳鸯飞不去，只在藕花中。己卯夏日过西湖，见莲花烂漫，摹之于石，以博大雅一哂云尔。”可知此印制作于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，取材于西湖景色。通过题记，不难想象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相当满意，并经常和朋友同好一起品评的情状。这件当初抒写文人雅兴的案头清供，是什么时间、通过何种途径进入宫中收藏的，今天已无从了解。乾隆帝将其刻成御用玺印后，同样爱不释手，经常钤盖于其御笔书画之上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风雅皇帝的文人情调。

▲12“乾隆御笔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田黄石，子母狮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4.7cm见方，通高6.2cm，纽高3.5cm。此宝与“所宝惟贤”“德日新”为一组配合使用，是乾隆帝宝玺中钤用较多的一方。如著名的“三希堂”匾上就钤有此玺。

▲13“惟精惟一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昌化石，随形雕苏轼《赤壁赋》文意，汉文篆书。面6.9cm见方，通高11.9cm。贴黄签一，上墨书“惟精惟一御宝一方”。“惟精惟一”语出《尚书·大禹谟》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此言之所以为君治民之心法，恰如孔颖达注疏所云：“居位则治民，治民必须明道，故戒之以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道者，经也，物所从之路也。因言人心，遂云道心。人心为万虑之主，道心为众道之本。立君所以安人，人心危则难安，安民必须明道，道心微则难明，将欲明道，必须精心，将欲安民，必须一意，故以戒精心一意，又当信执其中，然后可得明道以安民耳。”盖言为人君者，应“精”、“一”兼执，修行己身。乾隆帝以此为玺文刻制了多方宝玺，此为其中之一。此玺与“乾隆宸翰”相配，钤诸御笔书画之上。

▲14“古稀天子之宝” 清乾隆

   碧玉，交龙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12.9cm见方，通高10.8cm，纽高5.2cm。宝四周阴刻填金乾隆帝御制《古稀说》。此玺制于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，是年乾隆七十万寿。稽诸史籍“自三代以下帝王年逾七十者：汉武帝、梁高祖、唐明皇、宋高宗、元世祖、明太祖凡六帝”。但在乾隆帝看来，其中前面四君均是不足为法的，余下的元世祖忽必烈和明太祖朱元璋虽为创业之君，于国于身皆有建树，但仍不乏“礼乐政刑有未遑焉”的遗憾，而把他自己看成是千古之中唯一年登古稀的英明君主。于是便镌刻了“古稀天子之宝”以纪念之，并作《古稀说》云：“余以今年登七袠，因用杜甫句刻‘古稀天子之宝’，其次章即继之曰‘犹日孜孜’，盖予宿志有年，至八旬有六即归政而颐志于宁寿宫。其未归政以前，不敢弛乾惕。犹日孜孜，所以答天庥而励己躬也。”此时的乾隆帝还相当明智，虽自负但不自满。“夫由斯不自满，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。以是为敬天之本，必益凛且明，勿敢或逾也。以是为法祖之规，必思继前烈，而慎聪听也。”他要做到“励慎终如始之志，以竭力敬天法祖，勤政爱民”，这样才把“犹日孜孜”作为“古稀天子之宝”的副章相配使用。透过这方“古稀天子之宝”及其产生的背景，恰好反映出乾隆帝那种壮志未泯，雄心未已，励精图治而且是相当自负的精神状态。

▲16“十全老人之宝” 清乾隆

   碧玉，交龙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12.8cm见方，通高15.3cm，纽高5.4cm。宝四周阴刻填金乾隆帝御制《十全老人之宝说》。“十全”是指乾隆帝在位期间十次远征边疆的重大胜利。“十全者，平准噶尔为二、定回部为一、扫金川为二、靖台湾为一、降缅甸、安南各一，即今两次受廓尔喀降，合为十。”但到后来乾隆帝命刻此“十全老人之宝”时，却赋予了“十全”更多的内容。他在御制《十全老人之宝说》中讲到宝玺的制作及其原由，云：“十全记既成，因选和田玉镌‘十全老人之宝’并为说曰：十全本以纪武功，而‘十全老人之宝’则不啻此也。何言之？武功不过为君之一事，幸赖天佑，劼劬蕆局，未加一赋而赋乃蠲四；弗劳一民而民收无万。祗或免穷黩之讥耳。若夫老人之十全，则尚未全也。盖人君之职，岂止武功一事哉？朱子曰：一日立乎其位，则一日业乎其官，一日不得乎其官，则一日不敢立乎其位。官者何？职之谓也。君子职不能尽言，况敢云尽其职乎？未尽其职，则‘十全老人之宝’，不亦涉自欺与夸而增惭愧乎？然老人之十全，实更有奢望，不敢必以敬持天佑者。十全之武功，诚叨天佑矣。则十全之尽君职，或亦可以希天佑乎？夫适百里者半九十里，予今三年归政之全人，不啻半九十而且如三十年之久矣。是以逮七十而系‘犹日孜孜’以为箴，至八十而系‘自强不息’以为勉，则此可必可不必。三年中敢不益励宵衣旰食之勤，益切敬天爱民之念，虔俟昊贶，或允臻十全之境，祖三年诚如三十年之远。幸何如之，企何如之，惕何如之。”可知乾隆皇帝制此宝，不仅是要显扬其十全武功，而且是要时时勉励自己尽君之全职，以实现其“千古全人”之夙愿。可以这样说，此玺既是乾隆帝的纪功之物，也是他的自励之玺。

▲17“太上皇帝之宝” 清乾隆

   白玉，交龙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12.1cm见方，通高8.5cm，纽高3.5cm。“太上皇”之称谓出现甚早，据《史记》记载，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便尊其父为太上皇，以示崇敬。历代皇帝传位于太子，亦自称太上皇。历史上为太上皇者因授受之际的情况不同而境遇各异，但多数是受形势所迫勉强让位。通观中国历史，名副其实既有尊位又有权势的太上皇，恐怕非清代乾隆帝莫属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九月初三日，八十五岁的乾隆帝召集皇子皇孙、王公大臣，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顒琰为皇太子，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，届期归政。第二年新正，乾隆帝亲自举行授受大典，并下诏：“……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皇帝位。朕亲御太和殿，躬授宝玺，可称朕为太上皇帝。”这样，乾隆帝结束了长达六十年之久的皇帝生涯，成为清代唯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太上皇帝。就在宣布传位顒琰之同时，乾隆帝也为即将到来的太上皇生活进行积极准备。同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又传下谕旨：“朕归政后，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，刻太上皇帝之宝，即将御制《十全老人之宝说》镌刻作为太上皇帝册，用彰熙朝盛瑞。”此后，在乾隆帝授意下，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多方“太上皇帝之宝”。此宝四周阴刻乾隆帝御制《自题太上皇宝》诗。乾隆帝对此玺十分看重，成为太上皇帝身份的证物，是乾隆帝最为重要的宝玺之一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。

▲18“即事多所欣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青玉质，瑞兽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6.5cm见方，通高7cm，纽高3.9cm。“即事多所欣”语出东晋陶渊明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》诗之二。原诗为：“先师有遗训，忧道不忧贫。瞻望邈难逮，转欲志长勤。秉耒欢时务，解颜劝农人。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亦怀新。虽未量岁功，即事多所欣。耕种有时息，行者无问津。日入相与归，壶浆劳近邻。长吟掩柴门，聊为陇亩民。”此诗是陶渊明三十九岁时闲居在家，于新春参加耕种时对古人的怀想与抒怀。其中“虽未量岁功，即事多所欣”句是说：虽然还无法预测一年的收成，但眼前所见到的情景就已经使人非常高兴。乾隆帝对陶渊明此诗肯定非常熟悉，因为在他为宫内重华宫中的书房“抑斋”题写的对联“赏心于此遇，即事多所欣”中，就巧妙地借用了此句，同时又将其作为玺文刻成宝玺，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。

▲19“心愿符初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碧玉，交龙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9.7cm见方，通高10.3cm，纽高5.2cm。此为乾隆帝晚年所制宝玺。乾隆帝晚年，训政之暇，还经常沉浸在对自己一生辉煌历程的回味之中，津津乐道于“得遂初心”“心愿符初”，在回味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和精神寄托。乾隆帝晚年，曾多次提到有关“心愿符初”的事情。比如：“朕自御宇初年，即焚香敬告上苍，若纪年周甲，当传位嗣子，不敢仰希皇祖，以次增载之数。节经明降谕旨，宣于中外，今敬迓洪厘，幸符初愿，新岁大廷授玺。”“纪元周甲，心愿符初，今岁元正大廷授玺，称太上皇帝，幸为千古全人。”“朕今寿望九秩，精神康健，视听未衰。若来岁归政，遂思自暇自逸，竟至天下重务于不顾，则非所以敬承天眷，亦非御极初年定期归政，不肯恋位之初心矣。”“自丙辰元日授玺，心愿符初，迄今已阅三年。”通过以上引文，可知乾隆帝所谓“心愿符初”，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：其一，纪元周甲。作为皇帝，御极天下六十年，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乾隆帝虽口口声声强调“不敢仰希皇祖，以次增载之数”，但实际上其享国已经远远超过了康熙帝，这是他从未明言的心愿。其二，授玺归政，称太上皇，从而有资格同历史上的贤主明君比较，堪称“古今帝王第一”。此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刻制的，充分反映出乾隆帝的晚年心态。

▲20“菑畬经训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玛瑙质，螭纽方形玺。汉文篆书。面1.8cm见方，通高1.6cm，纽高0.9cm。

资料源于故宫博物院   宋 斌编辑

▲ 21“如如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白玉质，螭纽长方形玺。篆书。面宽1.3cm，长1.9cm，通高1.2cm，纽高0.5cm。 如如，佛家语，指真如常住，圆满而不凝滞之境界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”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御书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即钤此玺。

▲ 22“千潭月印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青玉质，兽纽长方形玺。篆书。面宽1.4cm，长1.6cm，通高1.3cm，纽高0.6cm。

▲ 23“落花满地皆文章”玺 清乾隆

   白玉质，螭纽长方形玺。篆书。面宽1.7cm，长1.9cm，通高1.4cm，纽高0.8cm。

▲ 24“半榻琴书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  玛瑙质，螭纽方形玺。篆书。印面1.7cm见方，通高1.7cm，纽高1.2cm。

▲ 25“心清闻妙香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 碧玉质，盘龙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4.4cm见方，通高6.7cm，纽高3.4cm。 “心清闻妙香”语出杜甫诗《大云寺赞公房四首》之三。原诗为：“灯影照无睡，心清闻妙香。夜深殿突兀，风动金琅珰。天黑闭春院，地清栖暗芳。玉绳迥断绝，铁凤森翱翔。梵放时出寺，钟残仍殷床。明朝在沃野，若见尘沙黄。”乾隆帝择此句刻入宝玺，与杜甫当时之心境不同，而是以心清自比，以妙香喻外，盖言身处太平之世，身心俱佳，得无限清幽之乐。

▲ 26“三希堂精鉴玺”组玺  清乾隆

    二方一组，其中“三希堂精鉴玺”，青玉质，螭纽长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印面宽2.2cm，长4cm，通高1.9cm，纽高1cm；“宜子孙”，汉玉质，瓦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2.5cm见方，通高1.5cm，纽高0.8cm。此二玺是乾隆帝著名的鉴赏类印章，二玺相互配套使用，共贮于紫檀木圭璧式匣内。匣盖两端错金圆双龙捧乾卦和方双龙捧“隆”字玺，四周浅浮雕“天保九如”图案，底错银“乾隆御用”四字。同匣装有青玉圆形印泥盒。三希堂，在紫禁城内养心殿西暖阁，因这里藏有稀世之珍的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、王珣《伯远帖》而得名。从艺术鉴赏角度看，“三希堂”便成为了著名艺术品的典藏地而闻名于世，与之相对应的“三希堂精鉴玺”和“宜子孙”玺便当然成为鉴定性标志。二玺主要钤盖于《石渠宝笈》《秘殿珠林》初、续编著录过的书画作品之上，具体使用情况在《石渠宝笈》《秘殿珠林》初编、续编的“凡例”中有明确说明。如《石渠宝笈》初编，凡书画分贮乾清宫、养心殿、重华宫、御书房四处，各用鉴藏玺以别之，又“石渠宝笈”“乾隆御览之宝”二玺，册、卷、轴皆同。上等者则盖以“乾隆鉴赏”“三希堂精鉴玺”“宜子孙”三玺。而《石渠宝笈》《秘殿珠林》续编的入选者，则钤用“乾隆御览之宝”“乾隆鉴赏”“三希堂精鉴玺”“宜子孙”“秘殿珠林”或“石渠宝笈”“秘殿新编”或“珠林重定”“石渠宝鉴”或“宝笈重编”。而这两方玺在钤盖时的位置也基本固定，一般都在作品右下方，且“三希堂精鉴玺”在上，“宜子孙”玺在下。

▲ 27“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 白玉质，狮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印面3.4cm见方，高6.1cm，纽高3.7cm。该玺置于紫檀木宝匣内，为《石渠宝笈》续编著录之部分书画作品上所钤盖的八玺之一，刻制于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正月至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五月《石渠宝笈》续编编纂期间。在《石渠宝笈》续编“凡例”规定，凡收入《石渠宝笈》续编的古今臣工书画，除照例钤盖“乾隆御览之宝”“乾隆鉴赏”“三希堂精鉴玺”“宜子孙”“秘殿珠林”或“石渠宝笈”“秘殿新编”或“珠林重定”“石渠宝鉴”或“宝笈重编”各玺外，其分贮乾清宫、养心殿、重华宫、御书房、宁寿宫五处的书画作品，还要分别加盖五处的鉴藏宝。因此，凡宁寿宫所藏被收入《石渠宝笈》续编者，都加盖此方“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”玺，是鉴别清宫书画收藏的重要标志。

▲ 28“文华殿宝” 清乾隆

    青玉质，交龙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12.8cm见方，通高10.6cm，纽高5cm，附系黄色绶带。文华殿是紫禁城内位于太和殿东面的一组建筑，自成体系，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（1420）。最早为皇太子的东宫，嘉靖帝时改为皇帝斋戒时的居所和接见大臣的地方。这里也是皇帝举行御经筵的宫殿。经筵，即御前讲席，讲官先讲解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中的某些议题，皇帝再阐发义理。明朝早期无定月，亦无定日。正统初年始为常仪，每月初二日，御定文华殿进讲，每月三次。万历时分春讲和秋讲。清承明制，仍以文华殿为经筵之地，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定每年二月八日举行，以大学士、尚书、左都御史、侍郎、学士、詹事充任经筵讲官，满汉各八人，以后虽经筵细节稍有变化，但其制不改。

▲ 29“文渊阁宝” 清乾隆

     青玉质，交龙纽方形玺，篆书。印面12.7cm见方，通高9.5cm，纽高4.9cm，附系黄色绶带。 文渊阁位于文华殿后，是著名的宫廷藏书之处。清代《四库全书》正本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两部大百科全书，就藏在这里。乾隆四十七年(1782)《四库全书》第一部告成。乾隆帝谕：自四月四日始，每册用御宝二。前者曰“文渊阁宝”，后者曰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。说明此宝是专门钤盖在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上的宝玺。

▲ 30“乾清宫宝” 清乾隆

   青玉质，交龙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11.6cm见方，通高8.5cm，纽高4.4cm，附系黄色绶带。 乾清宫为紫禁城内廷等级最高的建筑，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（1420），明代是皇帝的寝宫和日常活动的场所，内部有暖阁九间，每间分上下两层，各有楼梯相通，皇帝可以随意居住。明朝震撼宫廷的宫女绳勒嘉靖帝的“壬寅宫变”以及晚明三大宫廷奇案中的“红丸案”和“移宫案”均发生在这里。清代顺治帝、康熙帝仍住于此，自雍正帝移居养心殿后，这里便成为皇帝读书、批阅奏章、召见大臣、引见官员以及举行内廷典礼和家宴之地。殿中“正大光明”匾为顺治帝御笔，雍正帝定秘密建储制，建储匣即高置于此匾之后。

资料源于故宫博物院   宋 斌编辑

▲ 31“养心殿宝” 清乾隆

   青玉质，交龙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10.7cm见方，通高9.5cm，纽高4.6cm。附系黄色绶带。宝四周浅刻乾隆帝御制《养心殿铭》，绶带上系黄签，两面写有不同的文字，分别为“同治五年七月二十日常禄交养心殿宝一方，青玉”和“玉匠周文玉认看，廿一日”，为同治时期整理宝玺时所留。养心殿位于后三宫西面，西六宫的南端，明代和清初都是皇帝活动的重要场所。康熙帝崩逝后，雍正帝在养心殿为其守孝，礼成后再未迁回乾清宫，而是以养心殿为皇帝寝宫，从此直到宣统帝，清朝共有八位皇帝居住于养心殿，使这里成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、召见臣工和寝兴之所。其东暖阁曾是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地方。同样是在这里，宣统帝秉承隆裕皇太后的旨意，宣布退位，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。

▲ 32“重华宫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 青金石质，蹲龙纽长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宽2cm，长3.4cm，通高5.8cm，纽高2.6cm。重华宫原是明代乾西五所之中的第二所，乾隆皇帝为皇子时的居所，其十七岁成婚以后，就一直居住于此，故继位后将其升格为宫，名重华宫。乾隆皇帝非常看重这处“勤圣学而谈王道”的龙兴之地，认为这里是他“少而居之，长而习之，四十余年之政皆由是而出之”的地方，故每年除夕、元旦，无不于此少坐，新正与诸臣茶宴联句，成为例典。该宫是乾隆帝极为重要的活动场所。

▲ 33“三希堂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 田黄石质，光素随形长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宽2.3cm，长4.2cm，通高8.5cm。三希堂在养心殿西暖阁西次间，清宫著名的古代艺术品收藏地。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和王珣《伯远帖》这三件中国书法史上的稀世珍宝，经过千百年的流传，至乾隆初年为内府所收藏。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，乾隆帝特别在养心殿西暖阁专辟一小室珍藏这三件法帖，命名为“三希堂”。三希堂虽然只有四平方米，但陈设幽雅、古朴，高雅与精致始终充溢着这个狭小的空间，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。三希堂始于乾隆朝，后嘉庆、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各朝都从未有变动，至今仍保持原貌。

▲ 34“五福五代堂宝” 清乾隆

   青玉质，交龙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印面13cm见方，通高9.8cm，纽高4.9cm。附系黄色绶带。 “五福五代堂”原为宫中景福宫内明间，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，乾隆帝喜得玄孙，一堂五世，故于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亲书“五福五代堂”匾悬挂在景福宫内，并特作《五福五代堂记》“兹蒙天貺，予得元孙，五代同堂，为今古希有之吉瑞。古之获此瑞者，或名其堂，以饷其事。则予之所名堂，正宜用此五福之名。”同时，命镌刻多方“五福五代堂宝”玺以纪其事。不仅如此，乾隆帝又再书“五福五代堂”匾悬挂于避暑山庄东宫“卷阿胜境”殿内，并镌“避暑山庄五福五代堂宝”。所有这些都是对他“古稀有七，曾元绕膝”这一人生重大历史的记录。

▲ 35“学诗堂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 白玉质，螭纽长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印面之宽2cm，长3.2cm，通高6.7cm，纽高2.6cm。“学诗堂”，位于紫禁城东六宫之一的景阳宫的后殿，是清代宫中一处十分重要的收贮书画图籍的地方，“学诗堂”的得名便与殿内所收藏的书画名迹有密切的关系。“学诗堂”里的“诗”是指中国儒家经典“四书五经”中的《诗经》。南宋之初，宋高宗命宫廷画家马和之，以汉代毛公所传的《诗经》为依据绘《毛诗全图》，并亲自书写经文与之相配，成为中国书画史上的著名作品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作品散失很多，到乾隆朝时，内府共收藏有十七卷。经过乾隆帝的审定，认为其中的五卷为赝品，其余十二卷为马和之的真迹，乾隆帝在每一卷的后面都书写了跋语，合在一起，收藏于宫内景阳宫后殿，并于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题写了“学诗堂”匾额悬于殿内。乾隆帝于第二年春正所作的诗句“东壁图书贮景阳，新颜后殿学诗堂。缘收赵宋君臣迹，企想姬周礼乐场”正是当时情况的实录。

▲ 36“长春书屋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 田黄石质，光素方形玺，篆书。面2.5cm见方，通高8.3cm。此玺为乾隆帝的闲章。乾隆帝为皇子时，雍正帝赏赐其长春仙馆，并赐号长春居士，故以后所御书屋，多以长春命名。以“长春书屋”命名的书屋在圆明园、宫内和避暑山庄都有，是乾隆帝重要的文事活动场所。

▲ 37“避暑山庄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 碧玉质，交龙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10.7cm见方，通高13cm，纽高4.7cm。附系黄色绶带。此玺原存放于避暑山庄。印台四周阴刻填金乾隆帝御制《避暑山庄百韵诗有序》，叙述避暑山庄建造之原委。配紫檀木宝匣，匣顶刻“必是山庄”四字，匣四周亦阴刻填金《避暑山庄百韵诗有序》，落款“乾隆丁卯仲秋月瀚御制”，知此玺制作于乾隆十二年（1747），钤用于有关避暑山庄的书画碑刻之上。避暑山庄位于河北承德，是清代康熙、乾隆年间建成的大型皇家园林，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，是清代皇帝避暑及处理政事的重要场所。

▲ 38“纪恩堂”玺  清乾隆

   青玉质，交龙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11.9cm见方，长6.5cm，通高9.4cm，纽高4.5cm。此玺质地温润，雕刻精细。印台四周浅刻填金乾隆御制《避暑山庄纪恩堂记》，配紫檀木雕龙宝匣，匣四周亦阴刻填金同一篇御制文，落款为“乾隆三十八年岁在癸巳仲夏月御制”，可知此玺制作是在1773年。按：纪恩堂共有两处，一处在避暑山庄，一处在圆明园，是乾隆帝为纪念祖父康熙帝将其养育宫中的深恩而特意命名的。乾隆皇帝在《避暑山庄纪恩堂记》中讲道：“圆明园之纪恩堂，纪受恩之自。避暑山庄之纪恩堂，纪受恩之迹。名同而实异，文异而事同。”所谓受恩之迹，即指乾隆帝十二岁时曾随康熙来到避暑山庄，康熙安排他在万壑松风之侧室居住、读书，令其日夜陪侍左右，对他呵护备至。乾隆帝即位后特书“纪恩堂”匾悬于此殿。从此玺四周所刻御制文，可知此玺是专门为避暑山庄内的纪恩堂制作的，平时放在其中，以备钤用和纪念。

▲ 39“戒得堂宝” 清乾隆

   碧玉质，交龙纽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11.5cm见方，通高8.6cm，纽高4.1cm。附系黄色绶带，配紫檀木浮雕海水云龙纹宝匣。戒得堂位于避暑山庄清舒山馆之左，命名于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，则知此宝制作于是年或稍后，专门存放在此书堂内。关于戒得堂命名之始末，乾隆帝有《戒得堂记》云：“我皇祖圣寿望七时，尝欲镌通用小玺，命内廷翰林拟文，皆无当圣意者，乃定‘戒之在得’字用之。……然当时圣意引而未发。予今亦届七秩，于元旦试笔，即隐括此语为什。兹驻跸避暑山庄，乃皇祖朝乾夕惕用此玺之处，而予受恩之所也。适作书堂于清舒山馆之左，即以此题额而为记，以阐皇祖之意。曰：帝王之学，与佔毕书生有不同，则所戒亦当各异。未定方刚之戒，兹不复论，兹所戒者，当在得矣。”可知此堂之命名，既有仰体康熙“戒之在得”之训义，也包含乾隆自我鞭策、自我警励的成分。

▲ 40“四知书屋” 清乾隆

    碧玉质，交龙纽长方形玺，汉文篆书。面宽3.5cm，长6.5cm，通高7cm，纽高3.4cm。四知书屋位于避暑山庄淡泊敬诚殿之后，是召见王公大臣之所在。康熙帝曾题“依清旷”匾悬于内檐，乾隆时又题“四知书屋”匾悬于外檐。关于“四知书屋”的含义，乾隆帝曾在其《四知书屋记》中有详尽的解释：“予之所谓四知者，盖引孔子《系辞》知微、知彰、知柔、知刚之意，内以正心，外以敕政，而更慎于用兵之际。……盖微，柔阴也；彰，刚阳也。阳动而阴静，动无不由静，彰无不由微，刚无不由柔。然而柔能制刚，微能揜彰，静能胜动，此又圣人扶阳抑阴之本义。正心敕政，以及用兵者，不可不深知。”以此作为修身养性及熙政诘戎之大法。

资料源于故宫博物院   宋 斌编辑